为什么不想当爱豆的演员就没戏演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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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员的彷徨

本刊记者/倪伟

发于2021.9.13总第1012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刘天池感觉在学院教课越来越累了,总要跟“外面的势力”博弈。那些力量把学生一个个往剧组拉,而她竭力把孩子留在课堂。作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副教授,邓超、白百何、唐嫣的班主任,刘天池感觉越来越无可奈何,年轻的学生急着去见制片人,还没有领悟表演的精髓就毕业了。

她想,与其跟他们博弈,不如去开个“第五年课堂”吧,等到他们主动想回炉重造的时候,还可以回来找她。她把表演课开到了学院之外,在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表演工坊,已经有200多位专业青年演员毕业。

表演系教师心中的这种巨变是从10年前开始的。那时,视频网站崛起,资本涌入影视剧领域,大量良莠不齐的剧集被迅速生产出来,填塞互联网的巨大需求。变化的苗头在2009年就出现了,电视台不再垄断电视剧首播,当年3月,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在优酷和电视台同步播出,网络播放量远超此前上网的电视剧。两年后,iPhone4在中国内地发售,智能手机时代来临,人们开始捧着手机随时随地刷剧。智能设备、移动互联网与影视剧三个齿轮紧紧咬合,驱动起一个超级体量的庞然大物。

《如懿传》

到2018年,视频网站和电视台的话语权已经换位。当年最热剧《延禧攻略》先在网络播出,之后才进入电视台,而《如懿传》干脆在腾讯视频独播。央视的一期节目炮轰“天价片酬”,称《如懿传》男女主演片酬合计达1.5亿元。这还不是最高的,该节目称,几位当红小生片酬已达8000万到1.2亿元。

“网络平台加入竞争,各家都烧钱去抢,但突然哪有那么多优秀作品呢?于是开始粗制滥造了。”刘天池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那时她身边很多人转行当了导演,大IP和小鲜肉的组合成为大项目的通行证。

影视作品不再是艺术品,而是用来捧人的工具,“以剧捧人”一度成为最有效的造星密码。造出的偶像变成高价的商品,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。

同一时间,一种焦虑弥漫在演员群体里,传导进学校的表演系,比任何时候都更让人焦灼。这是影视行业近10年来狂飙突进催生的情绪。“外面的势力”越来越强大,演员和偶像被迫重叠,似乎不成为“爱豆”,演艺事业就没有机会,这个圈子被推进了同一个高速、低龄化的赛道里,变得躁动、彷徨。

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同台竞技中,很多优秀演员丧失了舞台。

焦虑

李越穿着破洞牛仔裤,夹着剧本踱进剧院后台的化妆间,最近他同时在排练和演出几部话剧。相比于光鲜亮丽的影视行业来说,话剧是个相对缓慢而深沉的行当。毕业两年,他和进入影视行业的同学,似乎驶进了不同的航道,几年前,他们都在名利场的门口被反复炙烤。

2015年,李越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,那年湖南卫视与上戏联合推出了一档综艺节目《一年级·大学季》,他们班的一些同学被安排参加。这些大一新生曝光在镜头前,感受到市场的巨大兴趣,每期被选为主拍对象的学生,微博粉丝都一夜暴涨,随即被经纪公司争抢。

那正是制片公司举着“天价片酬”合同到处找演员的几年。狂飙突进的十年,改变了影视行业的规则。匆匆上马的导演、剧本难以成为收视率的保障,自带流量的大IP和演员,就成了投资方“押宝”的首选。

《延禧攻略》

“流量”“顶流”“小鲜肉”等标签应运而生。“演员就是演员,突然出现这么多标签,一定会出问题的。”刘天池听着这些新词,感到困惑和担忧。这些标签都是“偶像”的当代变体。影视剧选人的标准变了,演技和适配度不再重要,身价与演技水平毫不相关,而取决于其身后“饭圈”的能力。

演员姚晨在一次演讲中抱怨,演员拼的不再是演技,而是流量。马苏恨恨地说:“当时代需要流量,我们就只能流浪。”温峥嵘接受媒体采访时澄清,自己并未退圈,只不过她的戏只能在地方台悄无声息地播。她接的戏投资额逐年压缩,最终沦为粗制滥造。与此同时,资金都在向另一个方向流动。后来她接了一出大制作古装戏的配角戏,进剧组后大开眼界,一个头冠价值百万,喝的全是真燕窝。演员和流量进入同一个赛道,她们的选项变得非常单一,要么是无人关注的小制作,要么放下身段当绿叶。一些女演员自力更生、“曲线救国”,努力成为制片人,只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好角色。

在中年女演员无戏可演的时候,一茬茬年轻明星被打造出来,获得令人咋舌的身价。上海市税务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,郑爽在2019年主演电视剧《倩女幽魂》,约定片酬达到1.6亿元天价。90后、00后的粉丝为偶像所有作品疯狂买单,像上班打卡一样卖力地做数据、做推广,这正是资本方需要的。粉丝日益低龄化,偶像也必须从小培养,经纪公司必须不断去寻找更新鲜的鲜肉。

低龄化的焦虑迅速蔓延。“先挑好看的、年纪小的,那几年要的都是95后甚至98后,现在00年都算‘老人’了。”毕业那年,李越旁观大一新生迎新晚会,仅仅是一场校内活动,一些孩子却隆重地穿上高级私服定制,身后跟着自带的摄影团队,表情冷酷,“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更像是个商品。”李越说。在平时的汇报演出甚至是考试中,经纪人也会千方百计混入现场,物色未来之星。

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

李越入学时已经22岁,在同学中已是高龄,他之前在山东一所艺术学校读到大三,退学后重考进上戏。入学坎坷,还熬过几年跑龙套的日子,他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,心态比同学淡定,但不由自主也会被氛围感染。“这种环境很容易产生焦虑”。

“年轻人乱了,老人也乱了,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。”刘天池说,有一次她到香港,一位香港资深演员在饭桌上操着港普感叹,现在的内地市场,像极了香港影视市场衰落前夜。1995年之前的香港,一个项目只要签了某个高票房明星的名字,马上就卖出去了,根本不问内容。刘天池摇摇头:“2010年到2017年之间,全是乱象。”

躁动

迷茫扩散到学校里,演变成迫切拥抱市场的躁动,有学生反问老师,花时间在学校里多交几个作业,为什么不去见见制片人呢?等到毕业的时候,可能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刘天池不知道怎么回答。那几年,老师们也有点儿懵,只能安慰他们:相信这样的环境不会持久,演员还是打好自己的地基。

刘天池坦陈,市场导向一定程度影响到了中戏的招生。中戏一直坚持以好演员的标准招生,“我们常说,招生招的就是一台《雷雨》,生旦净末丑各种类型都要”。但一些老师也会嘀咕,不选择市场需要的演员,选择什么人呢?“也‘打过架’。”刘天池笑笑,那些符合流量特征的学生要不要招,有时候也会妥协。

招生规模也在扩大,世纪之交,中戏表演系从原本只招一个班25人增加到招两个班50人。那时,影视行业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,以华谊兄弟为代表的第一批民营影视公司诞生并且盈利,国营的电影厂和电视剧制作中心垄断影视制作的时代过去了。2009年,华谊兄弟在资本市场高歌猛进,成为“中国民营影企第一股”。同年,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扩招,从30人直接增加到75人。

2019年2月18日,中央戏剧学院艺考复试现场。图/北京青年报

现在,踏踏实实专心上课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,经纪公司与老师抢夺着学生有限的四年。有的学生大一就签了公司,不过中戏严守一条底线:大一不可以接戏。刘天池自己上大学时,整整四年都不能接戏,后来口子慢慢放开,大四可以出去了,然后妥协到大三、大二。她大学四年在课堂上演了至少200多个角色,现在她问一些毕业生,对方支支吾吾说,大概有十个吧。

回想20多年前,为了扮演一个卖菜的角色,刘天池和同学早上4点多就起来,跟着卖菜的去进菜,然后藏在菜摊儿后面,观察他们跟顾客讨价还价。在小保姆市场体验生活时,她还被人挑中了,当场就要签下来,拉扯间引来了执法人员。“那时候我们觉得把人‘骗’到了,特别开心。艺术嘛,就是认认真真过家家。”那时,热门的电影是《霸王别姬》《秋菊打官司》和《活着》。而现在,市场上最热的作品都是玄幻、架空、甜宠类的戏,离真实生活十万八千里,观察生活还有什么意义?学生自然兴味索然。“有时候我觉得,以后开课是不是就得学一些《山海经》里的角色?”她开玩笑说。

中国的表演专业教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,在中戏,这个体系被拆分成不同阶段,几年里逐步教授。刘天池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解释:第一年学习解放天性,认识自己;第二年,学习理解创作元素,练习表演的章法和技术;到了第三年,学习将这些元素组装,形成内外统一的角色人格。她说,这一套教学体系的科学性已经被验证,如果一个学生学了前两年,第三年急于拍戏没有认真学习,出校门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演员的半成品。

2012年11月20日,宋丹丹 (右) 、何冰彩排话剧 《窝头会馆》。图/视觉中国

于是,表演系的老师与经纪公司博弈,也与学生的焦虑对抗。然而学生接戏时大多只听经纪人的安排,不请教老师。“我们这些老师就想笑,经纪人来判断剧本适不适合你演,能比老师更清楚吗?但学生听公司的,跟老师特别不亲。”刘天池叹了口气,师生之间经常互相埋怨,关系紧张的,甚至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感觉,“这种现象是让我最悲凉的”。

刘天池感觉到,年轻人眼里演员这个职业,与前代人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。以前老师总说,演员要成为生活里的变色龙,丢到人群里看不见。她还记得入学第一课上,同学们都把校徽别在胸口,昂首挺胸踌躇满志,老师一顿臭骂:“胸挺这么老高干嘛?!恨不得让所有人知道你是中戏的,都给我摘下来!”而现在,演员似乎必须被看见,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。“所以那一代培养的是与生活发生关系的演员,而今天是出来了一批跟生活发生不了关系的演员。”

与学校一样,汇集大量演员的剧院也受到市场的入侵。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,一些演员外面的工作太多,与剧院工作冲突日益升级。有时剧院进入演出季,演员要求必须给自己派个B角,以便随时外出。“都是以前惯的,说走就走。”2017年,冯远征上任人艺演员队队长,这位多以儒雅角色亮相的演员,亮出了铁腕。上任伊始,他就制定了人艺史上第一份明文的后台管理制度,重视考勤。

他当队长的几年,人艺演员队有人被开除、劝退,也有人主动离职,变动之大前所未有。“我觉得不可惜,剧院不可能向一个演员妥协。”如今已是北京人艺副院长的冯远征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彷徨

1994年,冯远征出演的《针眼警官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,第二天一上街,就有人在背后拍他肩膀,叫他“小邵”。真正让他大火的是那部著名的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,播出后,至少二三十个同类型的角色找上门来。制片人问他,给你多少钱你能来?“如果有一个角色写得比安嘉和还好,还变态,打动了我,我都能演。”20年后他回忆,那些跟风的剧本都没超过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,他一个都没接受,绝大部分项目因为他没出演就流产了,“不能因为挣钱,把自己的前途毁了。”

蝶登上了《良友》杂志的封面

这个行业一直都有跟风的特点,很多演员一炮而红之后,走上明星的道路,便陷入自我重复。“明星是不需要改变的,粉丝也不希望你改变。你让一个偶像去演坏人,他的粉丝不干。”冯远征分得很清楚,“是演员,就去塑造好每个角色;是明星,那你就去制造话题。”

前几年,一位当红流量明星托人找到冯远征,高价请他当私教。内容很简单,就是在片场跟戏,告诉明星要这样笑、这样哭,不用分析,只要直接交代怎么做。冯远征立马拒绝了,“那我不是有病嘛,放着剧院这么多好的年轻演员不培养,我去培养他?”他告诉中间人,要想当个演员好好演戏,就去戏剧学院、电影学院进修一年半载,表演是集体行为,得跟很多人一起练。中间人回复他:“他哪有时间!”

冯远征拒绝当明星,他一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,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话剧舞台上,影视表演只占用很少的精力。几年前他担任人艺演员队队长,去年被任命为人艺副院长,将更多精力投入导演新戏、培养新人,由他导演的新排《日出》刚刚在北京首演。不过,对于另一些演员,如果不提升知名度,可能意味着他们将丧失选择好角色的机会。

综艺节目的兴起,为他们提供了增加曝光的机会,但节目里的嬉笑怒骂,对演员其实是一种伤害。演员靳东曾经解释过自己不上综艺的原因。他说,一旦被贴上综艺感、搞笑等标签,即使很受欢迎,但观众可能没办法再看你演的戏。因为一看到这张脸,就想到综艺节目里的搞笑桥段。隐藏真实的一面,是为了不被贴上标签,而标签意味着适应角色的局限。这种“神秘感”是演员的一种特质。

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正阳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解释,综艺、真人秀之所以对演员职业有伤害,是因为表演艺术需要创造出与现实有一定微妙关系的另一个世界,不是单纯描述现实。而无论是真人秀、综艺,还是其他增加曝光的形式,目的都是把演员硬拉进现实中去,让观众看到与现实紧密连接的演员“自己”,这是“非艺术”的。

2020年,宋丹丹退休的消息传出时,很多人诧异,这位春晚小品女王竟然是有单位的。其实她一直是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,塑造过《家》《茶馆》《白鹿原》《窝头会馆》等经典话剧里的角色,但知名度远远比不上《懒汉相亲》《超生游击队》和《昨天今天明天》等小品里的角色。她曾经感叹,小品的成就是柄双刃剑,大大束缚了她在影视领域的发展。三四十岁是一个演员最好的年龄,但她很少接到剧本,只演了《我爱我家》和《家有儿女》,都是情景喜剧。这些因小品成名的优秀演员的苦恼,与当下综艺时代演员面临的抉择如出一辙。

在中国,明星随着时代浮沉,经历过复杂的演变史。最初,明星是由市场决定的,19世纪京剧舞台上诞生了最早的明星,20世纪20年代,电影业在中国兴盛,初代电影明星出现。1934年,上海《良友》杂志请来胡蝶、阮玲玉、王人美、袁美云等八位当红女影星拍摄了一张合影,“八大明星”一时风头无二。时过境迁,明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,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乎消失了。1949年8月,在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,演员张瑞芳见到重庆、上海的影人,大家都“一袭制服,一顶列宁帽,脂粉不施,素面相向”。

阮玲玉登上了《良友》杂志的封面

不过,官方逐渐也意识到明星的巨大影响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用武之地。1962年,在周恩来的推动下,文化部指示印制了22幅当红演员的大幅照片,挂在全国的电影院里。北京市美术公司制成一批三四寸的明星小照片投放市场,8个月卖出71万余张,引发追星潮。两年之后,1964年文化部开始整风,电影演员照片又被撤下。改革开放之后,由市场挑选的演艺明星再次出现,并在世纪之交迎来高潮。

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郑宜庸说,演员原本只是一个职业,按理说观众只需关注作品,对其私人生活不应该有过多苛责。之所以有更高的道德要求,是因为知名演员已经成为公众人物乃至明星,大众会以完美的人物形象要求他们。最近,刘天池身边很多演员朋友又紧张了起来,因为陆续有演艺人员因各种原因“塌房”。她觉得,由于网络造谣成本太低,某种程度上,演员变成一个被随意“泼脏水”的极度弱势群体,却没有组织对他们加以保护。郑宜庸说,现在出现了对明星群体的污名化现象,可能继续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偏见,将明星群体妖魔化,并且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,公众一言以蔽之:“贵圈真乱”。

“明星不是圣人完人,犯了错也不意味着可以贬损其人格,丑化其职业。”郑宜庸说,我们不应该美化,也不要丑化任何一个个体和群体。大众对明星从盲目崇拜转向一味诋毁,这种态度极端化所暴露出来的不理性,是应当警觉的。“害怕被说,不敢做任何事情。”刘天池觉得,在公众面前,演员们都把自己缩了起来。

演员们确实越来越沉默了。10年前微博刚刚流行,一些知名演员对社会事件发声,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参与公共事务。后来,他们又隐藏起了自己,在这个舆论场上,只是偶尔分享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旅行。而现在,他们的账号几乎沦为一个广告位。

(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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